货币是人们用来进行交易和保存财富的载体，是表达市场交换权的契约，是商业进入人类社会以后的产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以海贝等作为交换代价物的货币出现，夏商时期出现了铜贝、铜块等货币。但当时的货币流通处于完全失控的自发状态，货币的规格、形制、比值等缺乏统一尺度，严重影响商贸流通。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开始发行属于自己的货币。由于各个国家各自为政，所以货币也就五花八门，各行其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统一货币，用外圆内方的“秦半两”作为全国通行货币，并且规定以黄金（铜）一斤（折合现在单位约八两）为单位，称为一斤或者一金。
可惜秦朝的统治时间太短，很快天下又陷入了征战不息的动荡局面，发挥作用不久的“秦半两”也很快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由通行物变成了文物。汉朝建立以后，汉高祖发行了榆荚钱，规定重量为三铢（一两等于二十四铢）。由于国家统治力有限、诸王分封、豪强横行等原因，币制非常混乱，私铸铜钱在全国非常猖獗。
币制混乱主要根源是没有将铜钱的铸造权（货币发行权）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当时的诸王、地方政府、甚至民间，都有铸造铜钱的权力。各个具有铸钱能力的人，都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和需求，制造出的铜钱大小、形状、重量、含量不相一致。由于铸造铜钱需要有铜矿开采权，所以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铸造铜钱的，所以也就成了承受币制混乱损害的首当其冲者，大量不合规制的铜钱进入流通领域，其实质就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让民间财富迅速贬值和蒸发。
币制混乱的第二个受害者就是当时的汉朝廷。朝廷是以赋税作为维系政权机构运行的基本保障的，朝廷货币发行权失控，也就意味着统治权的失控；市场铜钱贬值，也就是意味着朝廷所得赋税购买力的贬值。而那些拥有铸钱能力的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则通过发行劣质货币牟取了巨大利益。
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利用特权或者暴力，驱逐役使贫民成为免费劳动力，开采铜矿、锡矿，炼制铜锡。在铜钱铸造时，又在原材料里掺入超标准的铅和铁。这样铸造出的铜钱，制作成本和流通价值就会远远低于标准铜钱。币制混乱对朝廷权威和国家经济造成的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北方匈奴的侵袭和其他天灾人祸。
所以自汉朝建国以后，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持之以恒，其后近100年的时间里，都在努力进行着经济领域最为艰难的改革——规范币制。在这近100年时间里，币制反复改革了9次，也就意味着进行了9次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场斗争直到汉武帝刘彻元鼎四年（公元113年）才取得最终胜利。
经济领域的斗争，常常被人形容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但西汉时期由5个皇帝“接力”进行的这场经济斗争，确实异常惨烈而且付出了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的。据《史记·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朝廷曾经诛杀伪造和私铸黄金、铜钱的人数十万，自首免罪的人多达一百多万，显然还有更多的人不敢自首。从这个记载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当时参与混淆币制、制造经济混乱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为祸之深，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而且这些以伪造黄金、铜钱为最初动机的诸侯王或者地方豪强，拥有人数以百万计的力量之后，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反对朝廷、对抗中央集权的反动势力。这些拥有庞大势力的豪强之间，也常常因为争夺资源、地盘等利益的原因，发生暴力冲突，死伤人数无法统计。所以，不论出于维护经济秩序，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汉武帝刘彻到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斩草除根。
经过一番艰苦斗争之后，从汉武帝元鼎四年开始，朝廷收回了铜钱铸造权（货币发行权），设立水衡都尉作为负责铸造钱币的专门机构，让这一项权力成为朝廷的专权和中央政府的特权，这项斗争成果也成为其后历朝历代中央政府遵照执行的惯例，这对于维护我国长期成为一个小纷争、大一统的国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而且，从汉武帝开始，以五铢钱成为统一货币或称为“制钱”。五铢钱大小轻重合适，便于使用和流通，非常受市场欢迎。元鼎四年到西汉末年，水衡都尉共铸造五铢钱280余亿枚，这些铜钱通行不废，直到隋朝仍然可以使用，惠及后世700多年。真正是造福当代，惠及千秋啊！
